祠堂建筑始于明代中期嘉靖之前，官宦之家只設有家廟，直至夏言上奏朝廷，才建有祠堂。祠堂被稱為“徽州三絕（即民居、祠堂、牌坊）”之一。祠堂在徽州古建筑中，無論從建筑設計、工藝美術、雕刻裝飾等都是高檔次的，它在徽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典型反映。為中外諸方面尤為建筑界的專家、學者所重視和贊譽。從祠堂建筑的規模上，可以反映出一個姓氏宗族的歷史背景、社會經濟、家族繁衍及盛衰等各個方面的情況。祠堂建筑源于徽州特殊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基礎(這兩方面本文就不作祥述)。昔日的徽州農村，不是生產型的農村，而是消費型的農村。徽州人甚為講究“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商”或“學而困則商”。他們常年在外，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創造了充裕的精神與物質生活的發展條件；成為富豪大賈之后，便投資故里。除建造住宅、購置山場、田地、造橋、筑路、投資辦學等以外，就是建造祠堂、廟宇以樹碑立傳，光宗耀祖，博取聲名。徽州歙縣在明代時期，僅徽商投資建造的祠堂就有百余座。可以說在當時徽商資本和官宦資本是祠堂和其他建筑的經濟之基礎。
    徽州的強宗大族，歷來是聚族而居，尤在南宋之后，特別是受了程朱理學思想的重要影響。尊祖敬宗，崇尚孝道便就成了徽州人的重要理念和宗旨。然在宗族下的祠堂則是村落的核心，居首要地位。在鄉土社會中宗教的發展與人民的生活需求又總是連在一起的，它是人們信仰的依托，因此祠堂、廟宇是人們趨吉避兇可信賴的保護點。
    舊時徽州各姓宗族都建有祠堂。祠堂建筑有兩大類：一類是宗祠，一類是支祠（包括房祠）。宗祠是指某一姓氏后裔子孫為祭祀一世祖所建的祠堂為宗祠。一個村落的姓氏只有一座宗祠：也有少數姓氏建有兩座宗祠的(就是一個村落的某一姓氏有兩個一世祖)，但沒有三座宗祠的。宗祠的祠名是突出某一姓氏即某氏宗祠，如：程氏宗祠、胡氏宗祠、汪氏宗祠等等。支祠是指宗祠下屬某一支內為祭祀某一代祖所建的祠堂，它的祠名便是突出某一支內的某一個祖宗，以其名字為署祠名即某某公祠。房祠同樣是支祠下屬某一房內為祭祀某一代祖所建的祠堂(又稱香火屋)。支祠和房祠的建筑無定數，
    呈坎羅姓是一突出的實例。呈坎羅氏有二宗，一世祖羅文昌和羅秋隱倆是堂兄弟，自唐末由江西南昌柏林遷徙至呈坎，弟文昌居于前村，為前族始祖，曰前羅；兄秋隱居于后村，為后族始祖，日后羅。故呈坎有前羅、后羅之謂。隨著前后羅族的興旺，也就激發起人們對祖先的崇仰，不僅文昌，秋隱兩公后裔分別建起前后羅族兩座宗祠，而兩族下屬各支內部和小分支(即房)也紛紛建立起支祠和房祠。呈坎前后羅族兩座宗祠同始建于明代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鑒因呈坎羅氏在宋代就入仕途(最高官是羅氏八代祖羅汝楫為南宋吏部尚書)，故為前、后羅氏家廟，前羅族家廟是十九世祖羅彌四和侄羅震孫捐資率族人所建；后羅族家廟是廿世祖羅正祥捐資率族人所建。他們都是富比王侯的大賈。又如前羅族支祠的舜臣公祠、貞一公祠、貞二公祠、東峰公祠、長、二、三、四房的四個房祠等；后羅族支祠的曉山公祠等主持建造的子孫都是腰纏萬貫的富豪；前羅一善支祠(即士文公祠)，是廿八世祖清代嘉慶年翰林羅廷梅所建；前羅支祠貞靖羅東舒先生祠(即東舒公祠)后寢是廿一世祖明代嘉靖間富比王侯的羅潔宗首創，停建七十年后，從大堂至欞星門是廿二世祖明代萬歷間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誥贈嘉議大夫、戶部侍郎羅應鶴主持續建。僅從上述幾例足以說明徽商資本和官宦資本是祠堂建筑的經濟之基礎。呈坎羅族所建祠堂二十余座。從至今保存完整的東舒公祠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祠是按文廟建筑格局興建，為一般祠堂所沒有的格局，祠內精美雕刻的青石欄板，及后寢11開間、樓下軒制度的木構雕刻和精美郵的明代江南彩繪等都是稀世珍寶)建筑的情景，可窺見當年呈坎羅氏祠堂及至徽州祠堂建筑的盛況。
    祠堂是宗族的象征。“追遠溯本，莫重于祠”，“無祠則無宗，無宗則無祖”，這是古徽州廣為流傳的民間諺語。歷史上，人們認為祠堂為祖宗靈魂的棲息之所。祠堂后寢均都設置有龕座。如呈坎宗祠的中龕便是祀始祖的神主，侑食于旁者，左為有德祖先，右為有功祖先，支祠類同。如東舒公祠中龕是祀十三世祖羅東舒及其夫人神主，“左右按禮分曹，東西為夾室，東宗飩，西報有功，手付祠之主序列焉”。鄭莊在呈坎《羅氏祠崖記》中記載說：“人本乎祖，物本乎天。族之眾嘗欲為祠堂之創，所以為報本之圖也。”又說：“《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嚴。’”由此觀之，則一祠之建，非特為報本反始也，崇愛、敬謹、名分咸于此出。祠堂就是族中祭祀祖先、新年(農歷)謁祖、舉行慶典、執行族規、嘉獎子孫，宴請功名成就者等諸事舉行的重要之所。 
                                                               （信息來源：徽州文化網）